白彤東:儒家也許可以拯救世界
  “孔子如果還活著,他會對民主與人權有什麼看法?如果孔子讀了《理想國》,他會說什麼?”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楊天/上海報道
  “我會和學生們開玩笑——你們回國後接著罵中國沒關係,但要罵得準一點,不要像一些無知的人那樣。”白彤東笑道。
  對《瞭望東方周刊》說這番話時,他剛在復旦大學用英語給十幾位“洋學生”上完一堂“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課。
  近年來,他一直在為中國傳統思想,特別是儒學的復興搖旗吶喊。他多次作過題為“儒學拯救世界”的講座,並一再強調,這不是預測,而是期望;不是描述,而是給世界提供“應該”的圖景。
  不同於一些新儒家學者對“心性”的重視,白彤東更關註儒學的政治和制度設計層面。
  “孔子如果還活著,他會對民主與人權有什麼看法?如果孔子讀了《理想國》,他會說什麼?”白彤東認為,這樣的假設性對話,有助於澄清和揭示隱藏起來的儒家思想。
  儒學可與現代對話
  《瞭望東方周刊》:你覺得孔子,包括先秦的一些思想家是可以和現代對話的?
  白彤東:對。有兩個原因。
  一是因為他們研究的都是哲學問題。哲學問題就是那種人活著就不得不面對,卻又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比如死亡。這沒有統一答案,又不得不去尋找答案。孔子他們當時處理的就是這類問題。
  哲學問題具有永恆性,新老差別不大,只有深刻或膚淺的差別。有些時候,當代的可能是膚淺的,畢竟只經過幾十年的檢驗,而古代的那些經典則是經過了更長時段的檢驗。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孔子、柏拉圖的東西可能更可讀。
  另一個原因是,先秦思想家觸及的問題與早期歐洲現代思想家們觸及的問題非常相似,這就讓他們具有可比性。但問題相似,答案卻未必一樣。我們可以去探究他們為什麼對於相似的問題給出了不同的答案,這些答案究竟誰好誰壞。
  日裔美國人福山寫過《歷史的終結》,認為人類已經找到了一個最好的制度即自由民主制度,而我認為,對這個問題,應該把不同的回答都考察一遍才能得出結論。
  中國兩千年來的傳統政治實踐和思想並沒有過時,應該把這些答案與西方,包括其他國家給出的答案都去比一比,看看到底誰好誰壞。比完之後才能說歷史應該終結在什麼制度上。
  《瞭望東方周刊》:你比較後有沒有得出某種結論呢?
  白彤東:結論有很多。
  比如20世紀以來,一直認為法家是專制,儒家是專制的幫凶,只剩下道家是好的,是自由的。但是按照我的理解,其實老子的那套設計才是最黑暗的。他是希望回到一個小國寡民時代,保持人們的蒙昧狀態。
  中國傳統的愚民政策、反對商業等,在儒家的先秦經典中是找不到的,老子的《道德經》里則白紙黑字寫著,韓非子有些愚民的想法也明顯受了黃老的影響。
  現代社會很多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大國,聯繫緊密,而當初寫《道德經》的思想家有一個洞見——只要進入這種大國狀態,人類道德是不得不淪喪的,惡性競爭欲望膨脹是不可避免的,根本的解決辦法是拒絕這種現代性,回到小國寡民時代。
  相比道家的後退,儒家和法家更多在向前走,都是要接受大國狀態的。當然儒家有時可能會比較保守,但我想它至少有擁抱現代化的一面。
  現代性的一個特征是平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就體現了一種平等性。某種程度上,孔子的有教無類思想意味著儒家擁抱了這種平等。而春秋時期孔子可以去周游列國,可以教書育人,這也是一種自由。
  自由平等並非一套很神秘的價值,它只是封建制度垮掉後自然冒出來的結果。也許歐洲結合不同的資源,對自由平等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可能神聖化。而中國有中國的方式,儒家講有教無類,法家講法不避親,這都是一種平等。
  清末很多人說中國的問題是不平等,是等級制度。但我認為,平等是貴族制到後來社會演進的自然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平等了兩千年了。
  中國的問題可能不在於不平等,不在於下麵的人沒有上升的渠道——錢穆先生講過,中國很早就有這種下層人士往上流動的渠道——中國的問題在於大家都堵到政治裡面去了,沒有分流的渠道。
  所以,釐清中國的歷史和哲學,可以看到真正問題何在。
  “儒學拯救世界”
  《瞭望東方周刊》:這就是進行這樣比較的意義?
  白彤東:對。只有工業革命之後造成的政治、社會的變化是中國沒有的。中國也正是在1820年工業革命之後才開始明顯落後於西方的。
  我們要做的,是弄清中國的歷史以後,把真正缺的東西找出來。而我們近150年來,大都是有病亂投醫,切割掉很多好的東西,剩下一堆壞東西。這其實是反傳統的結果,但很多人認為是傳統造成的,所以繼續反傳統,惡性循環。
  明白真正的缺陷以後,我們還要知道傳統思想的優越所在。比如,儒家早就有了民本思想,雖然很多人據此認為這就是儒家的民主思想,但民本和民主是不一樣的。
  用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來解釋,“民有”“民享”儒家是有的,但是儒家最不能接受的是“民治”,認為精英要起很強的政治決策作用。按照儒家的想法,首先人民的意願要得到表達,同時賢人在治國上要起到更大的作用。
  我認為,現代民主國家的很多問題都是民意過大造成的。儒家這種精英和民意的混合政體,可能比現有的一人一票的憲政政體更好一點。
  另外儒家在處理國家認同和國際關係上也值得借鑒。與法家靠嚴刑峻法不同,儒家靠惻隱之心,靠對陌生人的關愛把一群人凝聚到一起,形成國家的凝聚力。
  儒家講關愛,但這種愛是有差等的,愛家人勝過愛鄰裡,愛本國人超過愛外國人,這其中會存在一種弱的愛國主義。這和西方不同,西方也存在大國凝聚的問題,他們找到的辦法是民族國家,一個種族,有血緣聯繫。這種民族國家凝聚力的確很強,但也會很排他。
  儒家的模式在承認愛國的基礎上又不排他,具有包容性,為解決民族問題、國際關係問題提供了一條新路徑。
  我曾有一場講座的題目叫“儒學拯救世界”,這雖然有些調侃意味,但也是想說明儒家對中國和世界,從內政到外交都有一些正面資源可以提供。
  新儒家和激進派差不多
  《瞭望東方周刊》:你對新儒家有什麼看法?
  白彤東:海外新儒家總體的意旨還是要從老內聖開新外王,從儒家的心性學說開出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他們的基調是對民主科學的全面認同,批判性不夠,這和他們對整個中國傳統政治的鄙視互為表裡。
  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儒家說是文化保守,其實一點都不保守,和“五四”激進派差不多,也要“德先生”“賽先生”,只是後者認為要打倒孔家店才有“德”“賽”,新儒家則認為從孔家店內部就可以發展出來。
  但“心性”問題是它沒法面對一個多元的世界。一個大國不可避免的是,不用強制手段,人的意見不統一。所以,那種“為天地立心”的儒學只能是一小撮人的信仰,永遠成為不了普世的。這就讓我不得不去關心政治。
  在政治上,知名文化保守主義者蔣慶有個觀點,西方民主是基於西方的基督教傳統,而中國有一套特殊的傳統叫儒家,所以應該有一套以儒家為基礎的制度。
  他的邏輯是,因為這是儒家的,所以是我們要做的。而我的邏輯是,因為這些來源於儒家思想的東西是好的,所以我們要去做。
  我覺得儒家一開始就是一套普世價值。“中國的特殊性”論辯恰恰是“五四”激進反傳統的結果。
  以前中國人都非常自信,覺得我們是中央之邦,是領袖文化最先進的表現,後來跟西方接觸後發現打不過別人,又覺得這隻是我們民族特殊的一套文化,更極端的觀點則認為這是一套落後的文化,需要消滅。
  荒唐的是,蔣慶這樣被人稱為原教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用的實際上也是激進派的話語。
  而在政治上,我更關心的是儒家正面的貢獻,而非簡單論證我們怎麼能接受民主。我想總得有點正面的貢獻吧,否則讀儒家乾什麼,讀康德就是了。
(編輯:S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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